五卅运动前后的中国青年——从美国媒体的视角来观察

摘要：在1920年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剧变中，青年学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学生运动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明显进步，那就是中国人民的觉醒。这种觉醒体现在，青年学生怀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抵制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权利。1925年的五卅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在爱国主义推动下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时的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主流，对西方不再是崇拜和赞赏，而更多是谴责和批判。在西方观察者看来，1920年代是中国学生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时代，他们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这是中国所独有的，是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即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群体主导了历史发展方向。这些报道还透露了学生运动的一些弱点，包括缺乏知识、经验和准备等。也正是因为这些弱点，虽然他们是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力军，但却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和领导力量，日后逐步把历史的中心舞台让给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

关键词：青年觉醒;五卅运动;民族主义;美国媒体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青年学生由于对西方极度失望，逐渐丧失了对西方的信任，开始怀疑他们过去向往的西方文明和西方政治制度，而走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想和道路。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对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否定中国直接收回山东主权要求的一个强烈反应，是一场反对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和反对北洋军阀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以后，学生的批判锋芒逐渐转向了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在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开始持续上升，非基督教运动、恢复教育权的运动也日益扩大，基督教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像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等，过去都是威尔逊理想和民主的积极支持者，但现在也加入了非基督教的阵营。

对于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出现的这种倾向，以及美国在华影响的式微，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Cohen）认为是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失败，是美国没有能够“帮助一个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例子。中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与西方国家决裂并转向苏俄的布尔什维主义，是史无前例的。孔华润试图解释，为什么共产党人的主张“比美国及其盟国提出的类似的甜言蜜语更有前途”。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从当时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其实，五四运动与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一方面讲，不能简单地说威尔逊主义在中国是失败了。应当看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受到了威尔逊主义关于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

在西方的观察者看来，1920年代是中国青年学生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时代，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中国学生是革命先锋”。在这个时代，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是中国社会中最能显示政治意识的人群，他们年轻、集中居住在校园里、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没有家室的拖累、容易受到群体情绪的影响，这是当时的工人、市民和农民都缺乏的参加政治运动的条件，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很快崭露头角，成为西方媒体所密切关注的对象。

20世纪兴起的中国现代教育（包括教会学校）培养了大量崇尚自由平等的、受到西方政治启蒙的爱国学生。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当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时，青年学生就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主导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这是中国所独有的，是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因此，要了解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演变，就不得不了解这个时期的青年学生，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以及政治诉求。过去关于这个时期的学生运动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几乎都是根据中文资料。而在这一时期，美国媒体对学生运动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十分关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分析和预测，为我们了解反帝反殖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别样视角。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显著标志。本文通过五卅运动前后美国媒体对中国知识界和学生运动的观察报道，来探索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思考当时的中国政治演变、学生运动和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界的冲击。这种冲击，为随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中国青年学生思想的觉醒

1920年代，中国青年学生不断对政治问题发出声音，显示出他们是中国变革的最中坚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1920年8月，《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篇北京学生的宣言。该宣言称：民国已经九年了，人民持续遭受各种社会动荡和灾难，“而责任在于军阀混战”。说到宪政，“在政府内还未见到一丝踪迹”；说到自由，“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危如累卵”；说到经济，“整个国家濒临破产”；说到士兵，“他们已经转变成为强盗和土匪”。现在是人们清醒的时刻了，自从皖系军阀解体，声名狼藉的罪魁祸首段祺瑞和徐树铮已失去权力，这可以被认为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今后，每一个爱国者都应该站起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进一步，学生们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政治主张。其一是立法问题，要求加强立法机关独立行使的权力、制定宪法时应由国民投票通过、立法保障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其二是司法问题，应该建立公正的司法程序，使人民得到合理的法律保护。其三是行政问题，包括禁止军人干预政治经济、在一年之内建立省自治政府以促进民主进程等。其四是政治问题，政府应该立即解散多余的军队，控制军事开支；所有的权力都应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废除督军制度，以防止潜在的内战危险；废除厘金，增加关税；废除由各军阀与外国签订的秘密贷款协议等。其五是教育问题，学生们要求增加教育预算，大规模开办免费学校；确定教育的专门拨款；增加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数量，促进普通教育。学生的宣言最后表示，“我们的主张受到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和热情的支持”，提出这个宣言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福祉”。

从这一宣言可以看到，当时的学生已经在考虑，从立法、司法、行政、政治、教育入手，对中国进行全面改革。这些理念都是现代西方民主共和体制的一些基本思想。他们不再仅仅是热血沸腾地加入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表达和示威，不再满足于登高一呼的爱国激情，而是开始对中国的未来有一个通盘计划，体现出非常理性的考虑，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而非短期目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单纯是旧世界的破坏者，而开始转变为新世界的建设者。

从这个宣言中还可以发现美国的影子和影响力，因为其中所表达的三权分立、政治统一和发展教育等都是美国媒体所一直向中国建议的。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胡适的老师杜威（John Dewey）到中国巡回演讲，也反复表达了这样一些思想和主张。不过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越来越偏离美国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甚至从西方的崇拜者转变为尖锐的批判者。

显然，五四时期是一个学生占据历史舞台中心的时代。1921年11月，《卫理公会评论》发表哈钦森（Paul Hutchinson）的文章《中国学生思想的觉醒》。文章指出，对今天的西方人来说，去发现中国学生的“心路历程是最令人兴奋的探索之一”，他们已经“打开了精神的大门”，勇于探索新的思想和文化，犹如自己“身处在一个奇幻的世界”。哈钦森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学生的觉醒是最重要的因素”。过去的中国社会，文人是“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在1920年代，他们的重要性开始与过去不同了，“投身一场改变四分之一人类命运的运动”，这是中国“真正的变革”，正在“学生的意识中萌发”。尽管这场变革已酝酿多年，但是人们视而不见。五四运动标志着一场“最终真正改变中国命运的学生运动”的开始。

周策纵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指出，1921年夏天，杜威在北京观察到全国各地学生团体开始办期刊，反对贪污腐败和卖国官僚，追求教育改革，批判传统的家庭制度，讨论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和各种乌托邦理想社会。当然，“在思想发酵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幻想的泡沫”，因为他们缺少阅历，以为所有的思想和建议只要是新的，只要可以用来破坏旧习惯和传统，便差不多可以接受。周策纵认为，这个阶段的学生对各种新思想都怀有无限的热情，难免不能清楚辨别什么是中国最迫切需要和最符合国情的知识。

1920年代的中国学生运动波澜壮阔，一直受到美国舆论的关注。1921年5月28日，乔治·达顿（George Danton）发表《中国的学生运动》一文，指出如今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建设性的作用力”，而且“在行动上也发展迅速”，以至于“这个国家在改变，在社会观察家的眼睛所注意到之前，就已经明显可见了”。这些作用力“不主要是经济的和工业的，它们也是知识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学性的，一系列改革通过文学和媒体进行传播”。这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因为“他们的文化中都有对文学的偏爱，他们也拥有发展良好的考证学与校勘学的传统，学者们围绕着古典文献进行了长久的研究”。

达顿同时指出，在学生运动中，男女学生都表现出了同样的爱国热情。也许正因为学生们表现出来的这种热情，“吸引了中国工人也加入了这场反抗”，与学生一起抵制日货。虽然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运动有所平息，爱国主义热情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所消减，但学生们作为一个群体，使“愤世嫉俗的情绪”开始转向了“推翻政府”的道路。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是有力量的”，如果他们想的话，“可以开展有效的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的活动”。《新青年》等杂志被称为学生运动的主要思想基地，不断扩展其影响。这些杂志中“充斥着革命的文章”，也有社会学的研究，还有一些宗教和种族主题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反教会的腔调”。达顿通过学生运动感到，反日情绪导致了“大众的排外运动”，“自然地牵扯到了在华的传教士”。学生运动中“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因为中国将会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需要外国人的帮助，以及一些国际上的外国朋友”。

其实，在对待西方的问题上，这时的中国学生是思想多元的，美国媒体也看到了中国学生不会简单地排斥西方文明。1922年7月27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北京学生用英语辩论》一文，主要报道了6月10日中国六所大学的学生辩论竞赛。辩论以英语进行，并且由美国、英国和中国外交部的代表进行评判。学生们就六个主题进行了辩论：中国铁路的联网、教育、非军事化、公众的政治兴趣、家族制、国会中的职业代表与地域代表。这些都是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感。在最后的决赛中，参赛学生以“中国的内部问题和解决方案”为题进行辩论，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共同赢得胜利。西方媒体从这个活动中看到了中国学生群体的活力和积极的社会参与。

美国的观察家们也认为，中国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中国要走入正轨，必须解决分裂和教育这两大问题。纽约大学教授、汉米尔顿研究所（Alexander Hamilton Institute）主任吉克斯（Jeremiah W.Jenks）在出席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会议后，向《波士顿晚报》表达了对中国政治割据的担忧：“中国非但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反而表现出日渐退化的迹象。”因为没有一个政府“能控制几个省”，督军或军阀“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征税征兵”，在他们辖区内的统治“是残暴的”，而且没有迹象显示“会出现一个统一或是合理的政府”。不过，中国的希望和亮点还是在于年轻人，其中的许多人是“有知识的受过训练的人”，尤其是那些“曾远赴欧美的人”，已经开始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并且联合行动”。他们“竭力强调爱国主义”，在过去两年间，大众教育运动已经有了进展。在中国，大概有超过两亿人不会读写，这个运动力图让至少一亿不识字的人具有读写能力。另一个更有前途的运动是中国商人通过地方行会和商会以及全国商会动员起来，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活跃，已经“在背后用资金支持学生运动”。如果他们“形成全国性组织并把自己投身中国国家统一事业中，在几年内统一中国并建立理性得体的政府，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虽然美国媒体看到了中国的乱象，但也认为由于青年学生思想的觉悟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中国还是有前途的。

二、学生与五卅运动

而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美国媒体看到了中国学生的新动向。1926年的《当代史》杂志有一篇托马斯（Rudlay Thomas）关于中国学生运动的长篇评论，题目为《中国学生是革命先锋》。这篇文章对五卅运动的前因后果，有着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托马斯写道，在关于中国的大量混乱的印象中，在华外国观察者感到最为困惑的是学生运动，因为它是中国近期“最重大的发展之一”。学生运动的力量“在去夏的骚乱中显现出来”，事件起因是数名学生在上海被外国警察枪杀，全国学生立即“爆发了愤怒的抗议”。正是学生运动引起了整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连农民也加入其中，关注远在上海发生的事件，甚至还加入了“对英货日货的抵制运动”。这是过去所不能想象的。

根据文章描述，中国学联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机构，其分支散布在上海、北京、武昌、汉口等城市的大多数大学和中学。这样，一旦一个地方爆发示威，就会迅速成为“覆盖整个国家的全国性运动”。日本工厂恶劣的工作条件，就是因为上海学生的抗议，才唤起了全国民众的关注，学生们还用这个话题来启蒙民众。在民众支持下的学生，与外国警察发生冲突，数名学生伤亡，上海的运动立刻野火般地向全国各地蔓延。原本只是要求改善经济条件的抗议，“迅速成为针对外国人在华特权的声势浩大的运动”。

整个1925年的夏天，大多数学生都因为五卅运动而罢课或者放弃学业，他们“继续发动整个国家”，把愤怒的种子带到远离上海的各个地区。一些学生在全国各地游历，发表演讲，动员民众“反对外国势力的侵略行为，组织抵制或罢工运动”。在上海，他们发起抵制洋货和鼓动继续罢工。他们对商人施压，要求他们不买卖英货日货。上海商会实际上是“被迫宣布支持抵制活动”，尽管许多商人在仓库里囤积有数以百万计的英国或日本商品，如果抵制洋货，他们将损失巨大。不过，即使他们不情愿，来自学联以及工人联合会的压力也实在难以抗拒，“任何反对者都会被学生贴上叛国的标签”。人们难以想象的是，数量上相对少的学生与工人的联盟，竟然“轻而易举地让一个大港口城市的商贸停滞将近一个月”。

学生运动所震撼的不仅是商界人士，在北京学生的压力下，一些高官也被迫下台。1925年5月，教育总长章士钊在5月9日“国耻日”（1915年的这天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二十一条”中的第一至四号）禁止学生参加反日运动，学生迅速反应，通过集会游行，要求教育总长取消这项“可憎的命令”。学生们冲进教育总长官邸，捣毁家具，十多名学生被捕，传言称三名学生在与警察的冲突中被杀。在京学生随即罢课，组织上街游行，要求赔偿。但之后真相大白，其中两位学生还活着，而第三位是死于肺结核晚期。不过这次事件显示了学生们的能力，成功地让教育总长以及临时执政段祺瑞屈服，迫使其满足学生的部分要求，释放了被捕学生。但段祺瑞拒绝了章士钊的辞呈，让他改任司法总长，“政府以此挽回面子”。

托马斯似乎对学生完全目无学校规则颇有微词。在这段时期的各个学校里，尤其是公立学校，学生夺取了管理权，无论是教师还是行政人员都无法对他们进行制约。如果有人招致学生的不愉快，“那他便可能职位不保”。本科生要求参加学校管理，“因为校长拒绝接受他们的要求，学生则驱逐校长”。考试通常是学生同意才能举行。武昌的一所公立学校没有校长，没法找到有资格的教育人士愿意接受校长的职务，这都是学生“无法无天的行为”所致。最后一位有名望的绅士被说服考虑任职，他带着疑虑去实地考察了这个学校，在对学生的演讲中，他表示如果被授予完全的行政权力，就接受校长的职务。

而那些不够激进的学生，也会招致来自另一方面的批评。如一些在美国受教育的学生便被指责“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参加学生组织“实施的抗议活动”。美国人认为，这些归国学生中“最优秀的人”，在学生走向激进、缺乏理性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遏制的力量，进行劝告和指导”。他们中许多人也在政府任职，或从事商业或教育工作。当需要讨论和协商的时候，人们将会看到这些留学生“产生的重大作用”。其实，如果仔细考察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只是部分正确，至少在美留学生对于政治活动还是很积极的，也有许多人参与到政治抗议之中。例如，五卅事件爆发后，留美学生群情激愤，出现了政治活动的高潮。在那年全美三个分会的夏季年会上，都充满了反帝言论，连娱乐活动也带上了政治色彩。在东部年会上，学生们还上演了关于五卅事件的话剧。

美国教育家保罗·孟禄（Paul Monroe）在1926年的《论坛》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学生政治》一文。根据他的观察，那些十分激进的学生恰好是“很少受到教育的人，部分是初中和高中的青年人”。他们的声音来自“大众最基本的直觉：自我保护，自我利益，与团体的自豪感”。他们也呼吁“个人权利和尊严”，这对中国人意味着“面子”，与“大众的情感相关”。在稍大一些的城市的“每一个街角”，都有青年人对着或多或少的人群“不分昼夜地进行演讲”。女学生也“摒弃长久以来的传统，参与到政治的讨论之中”。这些街头上的团体活动，是从去年夏天以来“人群中心最醒目的景象”。大多数情况下，参加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他们“都很专心，有鼓动力”。然而有时候，北京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甚至有十万以上的参加者。

对于许多西方的观察者来说，中国学生居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似乎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老练的政治家”或者“年长且有经验的人”，居然会“逆来顺受地接受尚未成熟的年轻人的要求”。他们发现，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学生的活动“或多或少地跟爱国事业捆绑在一起”，反对学生的活动就会“被公众认为是不爱国”。另一个原因是，文人在传统中国享有声望，这种声望使人民普遍认为学生们不会做坏事。还有一个原因，那些手握实权的年长者把中国弄得一团混乱，失掉了民众的信任。也许中国的学生运动“是全世界青年运动的一个阶段”，他们认为年长者“对公共事务管理失当”，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领域；认为现今国家沦落到如此的地步，责任在“过去几代人身上”；认为老一辈是自私的，“背叛了他们的国家，抢夺了公共财富，参与到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中，这一切都违背了普罗大众的利益”。年长的一代人已经被证明是不称职的，现在是“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秩序的时候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们才登上了历史舞台，担负起拯救国家的重任。

西方观察者注意到，学生的分布和居住模式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倾向和集体行为。中国大多数的中学和大学都在省会，两三万的学生集体“住在拥挤的宿舍里，并不舒适”，其条件不过比临时兵营好一些，但这是“大众心理发展的理想条件”，学生们会相互影响。即使在学校里，教师与学生的接触也很少，“绝大多数教师对他们的学生产生不了影响”。学生离开家庭的时候年龄都很小，一般13～15岁，“也许这个数量庞大的学生群体年龄的中位数不超过17岁”。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生是成熟的，并产生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对大众心理的影响很大。学生团体“无论其多不成熟”，即使有时是不明智的，他们所选出的领袖的领导力存在诸多问题，但如果不理解他们“真正的爱国热情”，没能认识到他们“无私的奉献”，就可能对他们的作用和角色产生“重大的误解”。

美国媒体也看到了学生群体的变化。托马斯便认为学生运动明显地代表了“对已有权威的反抗”，他看到“自由弥漫在空气中，学生要求最大限度的自由”。自古以来所谓的“父为子纲”，被新一代在现代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所摒弃。他们要求婚姻自由，这在二十年前“对于一个保守的老式中国绅士来说，是骇人听闻的”。然而，在婚姻自由的问题上，中国年轻人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尽管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包办婚姻，但是不要以为这些年轻人“在选择他们人生伴侣的时候都取得了成功”。学生对孔子的尊崇也大不如以前，过去全国不计其数的文庙都举行祭祀，“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但现在已经“退化成敷衍了事，有的甚至是低俗的形式主义”。学生到上海会审公廨旁听关于五卅事件的处理，当法庭强调年轻人应该对权威表示服从时，他们反驳道：孔子已经死去两千多年了，他的思想“对当下的问题是不合时宜的”。同样，很多学生中的理想主义者“把先贤的教导扔到一边”，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说教并没有回答当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不再迷信权威，进步和改变的想法取代了传统的保守观念，他们要求拥有思考和决定的自由。托马斯认为，目前这些学生醉心于类似“西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他以中国古代思想作为例子：过去墨子被视为异端，敢于挑战孔孟的正统，但现在墨子有了许多追随者，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墨子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他的人文主义基本上是根植于功利主义的原则。托马斯还看到，几乎每一个学生“都信奉西方的强大”，这个强大是建立在西方应用科学的基础上，知道怎样造坚船利炮。然而，学生们“对西方文明的道德基础，基本上不懂，西方拥有的政治道德在中国并不存在”。举例来说，官员的诚实、共同的责任感，“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

也就是说，在托马斯看来，现在学生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那一套，向西方学习的无非是技术，而非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不过，这一看法有些偏颇，当时学生对西方政治和文化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也可能是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之后的一种反思。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反帝反殖运动和民族主义高涨，苏俄布尔什维主义对激进的年轻人越来越有吸引力。这就与此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形成了鲜明对照。

三、教会学校与中国启蒙思想

教会学校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然而到了1920年代，由于反西方和反基督教情绪的高涨，教会学校也受到了质疑和批判。哈钦森在《卫理公会评论》发表的《中国学生思想的觉醒》一文中，便讨论了基督教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这也是当时中国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人们会问：“当中国需要‘铁血之心’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和平的教义怎么能帮助中国？”另一些人会问：“对中国来说，社会主义不比基督教更好吗？”有学生在学校中受洗成为基督徒，但他们也信奉佛教和其他中国传统。对信仰的质疑出现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一个基督徒身份的学生问道：“既然这是迷信并且引起社会停滞不前”，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宗教？”哈钦森认为，对于这些质疑之声，应持“开放的态度”。如果教会学校的老师们“以一种公正的态度对待这些学生，表示他们知道且尊重现代科学，让学生们知道基督教有其引人入胜的道德力量和深刻的社会内涵，就会发现学生们会急切地加入基督的队伍”。

从基督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来看，其无疑是有积极的一面。近些年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西方传教事业，是以传教士到中国为主体，但同时他们也在推动传教的本土化。海外传教得到美国历届政府的支持，其注意提高被传教国家的本土化传教能力。1880年代，以北美各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为基础，形成了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鼓动青年学生到海外传教，中国则是海外传教的重点，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是最主要的宣传和实践机构。辛亥革命以后，由外国传教士支配中国教会的局面逐渐有所改观。1913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大会，是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这次大会上，中国人首次与外国传教士坐在一起讨论布道问题。与会的15名代表中，中国代表占了三分之一。1919年召开“中华归主会议”时，中国代表已占半数，还产生了有一定影响力的教会领袖。

教会学校培育了大量社会所需人才，其学生还成为学生运动的主力军，有的成为著名的基督教学生运动领袖，或身兼牧师与企业家，以双重身份为中国的发展竭心尽力，或致力于基督教的农村社会工作，为社会与同胞效力。基督教青年会的重点是平民教育运动，作为唤醒人民“道德觉悟”、实现“人格救国”的主要手段，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青年会平民教育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晏阳初（普林斯顿大学）、傅若愚（芝加哥大学）发现，身处异国的华工最需要的是基础教育和精神安慰，他们募集巨款并招募五十多名留美中国学生为参战华工服务。一战结束后，晏阳初、傅若愚也回到了国内，继续平民教育事业。他们认为，中国文盲太多，人民无法行使权利与承担责任，因此对公民的教育必须从基本的识字入手。

哈钦森看到了学生们“走出课堂来表达激进的思想”，这或许能够带给中国新的希望。但是，另一些人并不是这样乐观，甚至陷入绝望：“他们能做什么？”这些人对学生的能力抱怀疑态度。还有人面对整个国家的政治腐败而愤世嫉俗，进而质问道：“政府有什么用？”人们很快意识到“学生的思维和老师所讲授的背道而驰”。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反对政府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的示威游行，“是西方鼓动的结果”。在女校中，关于女权的讨论，包括离婚和自由恋爱等，这些主张经常被教会所宣传。教会学校中的女生提倡男女同校，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男女平等，女人获得同男人一样的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还要求改变“根植于过去家庭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然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有一个明显的转折，就是非基督教运动，这是对19世纪末以来基督教特别是教会学校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一个反应。美国媒体注意到了中国出现的反宗教倾向，哈钦森就认为，对宗教的抨击可能要追溯到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的宣言，他称宗教只是一种“对未开化的思想有帮助的迷信”。北大被认为是“最激进观点的策源地”，由于蔡和北大的影响力，这种对宗教的看法广泛散布，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看法也会强烈地影响到教会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哈钦森调查了华东地区大部分教会学校，还收到了许多教会大学、女子学院、预备学堂、中学的报告，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各个领域，对教会学校的学生们的想法有了相当的理解。在阅读这些报告之后，他认为中国人会“坚持一条自己的自由之路”。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举行第11届大会。本来这次大会应于1916年召开，但因欧战延迟，这是一战后召开的首次大会。会上有来自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以及中国的550名代表和列席人员，公推王正廷为主席。大会讨论主题包括：国际与种族问题，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的改造，如何对现代学生宣传基督教，学校生活的基督化，学生在教会中的责任，如何使女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世界上成为更强有力的团体等，讨论最热烈的是基督教与战争的关系。大会最后通过一项决议，指出同盟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力量消灭战争，反对利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大会致力于战后世界改造，维护世界和平。

然而，这次大会激起了非宗教人士的反对，由此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首先在上海爆发，然后迅速向北京及全国各个城市蔓延。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有影响的新派人物大多卷入其中，青年学生也积极投入这个运动。他们广泛建立反基督教团体，发表宣言通电，向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发起抨击。当年3月，由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领导，在共产党人以及一些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如陈独秀、蔡元培、吴稚辉、汪精卫、戴季陶等人的支持下，在北京组织起了“非宗教大同盟”。

托马斯在文章《中国学生是革命先锋》中，分析了学生“对基督教越来越怀有敌意”的三个原因。第一，由于当下“唯物主义思考的习惯”，学生对“所有宗教中的利他主义并不相信，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佛教道教”；对他们来说，宗教只是“过时的迷信，不再有什么用处”。第二，学生经常怀疑基督教传播者的“动机和诚意”，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传教士“放弃家乡的舒适而来到中国传教呢？如果不是为了在中国更为舒适的生活，那一定是因为罪恶的政治原因”。第三，中国的教会学校都是由外国人或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它们通常并不是国家教育系统的一部分，而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学生，“愤恨哪怕是教育系统的一小部分控制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认为应该在中国学校接受教育，而不是在通常使用外语授课的外国教会学校中。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大部分学生都希望有朝一日“能赴外洋学习”。教会学校重新受到欢迎，那是因为它们对学生准备出国学习更有用处。

因此，1920年代的教会学校受到来自知识界和学生的严峻挑战。他们也在考虑怎样适应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剧烈变化。一些自由派传教士试图去了解学生，而那些保守的传教士则对学生运动的性质大为震惊。在学生罢课期间，由于教会学校的校董会禁止学生活动，引发了一系列冲突，教会学校的管理者遭到了学生的反对。21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要打消中国人的疑虑，改变日益增长的年轻人对外国宗教、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不信任感。但是，在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个目的是非常困难的。

四、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西方观察者认识到，学生们“高涨的爱国热情是不容否认的”，而且他们对时事充满着关注。任何一所学校的报纸阅读室，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人潮拥挤，布告板上的报纸总是引起热烈的讨论，而学生对在图书馆读书的兴趣则少了许多。中国学生对美国学生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兴趣所知甚少，而“政治运动是人们最大的兴趣”。结果就是，在中国，“学生比其他任何阶层更能理解政治议题，对政治也更有兴趣，为此投入了很多时间”。这是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在这一代学生的思想中很普遍。保罗·孟禄认为，这种意识起源于西方，“称其为民族主义”。无论过度的民族主义是优点还是弊病，中国现在正在发展的就是民族主义。在这个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西方是要负责的。孟禄说的要对此负责，其实就是指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青年学生接受了威尔逊主义的一些核心思想。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的政治理念为学生的许多演讲提供了思想源泉”，结果学生成为“最热情的追求者”。孟禄认为，学生的民族主义高涨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因为“缺乏政治的实践”。不过，更大的危险来自他们“倾向于接受或跟随逻辑上的一种新理论或信仰，但缺少现实考虑”。孟禄的言下之意，无非是说学生更多地接受了比较激进的思想，也就是在1920年代对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青睐。

按照托马斯的分析，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学生马上自我定位，成为“新爱国主义的倡导者以及对抗外国帝国主义威胁的拯救者”。整个夏天，学生继续他们的爱国活动，筹集资金分发给在上海的罢工工人，劝诫他们拒绝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雇主服务，并且密切关注商人是否违反不从货仓转移外国商品的要求。与此同时，大众为“邪恶的外国商人耸人听闻的事件群情激愤”。该年秋天，随着学校开学，大部分学生重返课堂，但有些学校的学生要求减少课时，以便他们有更多时间去参加政治和爱国活动。北京的许多学生关注关税会议，其中最激进者反对这个会议，认为确定本国的关税税率是“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中国没有必要与外国讨论这个话题。他们甚至以暴力“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砸了一个“敢于反对他们”的报馆。

正如托马斯所注意到的，学生之所以能够表现出较强的思想和行动力量，可能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全国性的有自我意识的群体”。当下中国的分裂，是由于人们所持有的“地方主义和地方偏狭观念”。然而，学生不是本着地方利益，而是从全国的角度来思考，“全国学联就是他们团结的一个明证”。来自这个国家不同地域的学生，在大学四年中共同学习，“忘记了地方的差异”。托马斯还看到了爱国主义在学生中的普遍传播，他们都希望祖国变得强大，最为关注的力量是军事力量。过去中国以和平著称，在与他国的交往中，更依赖于“协调和妥协而非运用武力”，但现在更迷信武力，这说明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便是“激进精神的证据”。更多学生相信“运用武器的力量，确立和保护他们国家的权利”，不少学生热衷于穿军服。现在学生们普遍认为，在世界上“永远不会得到正义”，除非“强大到拥有武装力量支持其要求”。托马斯没有分析学生中间出现尚武倾向的深层原因，这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不断遭受西方侵略、不断被打败的结果。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普遍流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此希望中国武力强大就不奇怪了。

在中国需要的时候，学生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怀着年轻的理想主义，站在历史的前列。他们自认为对“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的启蒙，有很大责任”，希望有一天“中国能繁荣富强，并在各民族国家间受到尊重”。学生们愤恨“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干预”，以至于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处于低下的地位”。他们“对国内的恶势力同样愤恨”，不过虽然抽象地讲都谴责军阀，但学生也不是反对一切军阀，他们对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有着“好奇和钦佩”。这种抽象与具体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是因为上述二人“都主张用武力统一中国”，而目前中国学生对“支持武力作为手段，有着持续增长的热情”。

不过，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于学生运动的是非曲直“并无统一的看法”。在中国人中，张謇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学者和江苏省的工业领袖”，他公开谴责激进学生“把国家逼到了混乱与毁灭的边缘”。而那些支持学生运动的人，认为学生运动对于普通民众“国家意识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引导了公众目光关注政治社会情况，力图纠正各种错误，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在国家的“那些令人不满的情况改正之前”是必须有的。而有些人又认为，学生“太把他们自己当回事了”，过于自信，以至于分不清边界。他们表达了对现实的普遍不满，当试图在废墟上重建这个国家的时候，这些学生却不具备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托马斯指出，现在学生“反抗所有的权威是危险的”，这可能导致“长期的不稳定”。然而，如果学生运动的力量可以发展起来，用以“对抗列强和对抗那些臭名昭著的以国家资源跟外国人做交易的贪腐官员，它也可能引向反抗军阀专制和染指公共财政的政客”。也就是说，托马斯虽然对学生运动的激进倾向有相当的担忧，但认为如果发展得当，其也可能会对中国的进步产生良好影响。

保罗·孟禄在《论坛》上的文章指出，学生对大众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中国人目前的思想状态“是学生煽动的结果”，这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接受简单的政治教育和初步政治意识的过程”。西方目前面临的最复杂的国际问题是，一些国家“目前正处于战争的边缘，东方最终可能被卷入战争”。因此，对西方来说，制止战争可能是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而对中国学生运动的走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致的看法。五年以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孟禄的担心变成了事实。

媒体日常报道中频繁地提及中国学生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西方媒体意识到，不了解学生和学生运动，就无法了解“中国过去和当前的状况”。世界上其他地方“并没有相类似的学生情况”。孟禄对现阶段中国的学生运动，持比较积极的看法。孟禄指出，目前这一代的中国学生，继承了先辈中国文人的传统。在过去，文人曾是中国的上层阶层，除了统治王朝的皇室，“中国实际上没有贵族”。文人被选为政府官员，组成政府并负责政府的日常运行。尽管商人可能掌握很大的财富，“但文人行使着政府的大部分权力”。过去，文人要想功成名就，得花费多年时间，所以他们通常是“成熟老到，经验丰富，这些都是在学习和深思中花费许多年才能做到的”，他们“不是学校训练下的产物”。然而，“当前的学生是不成熟的青年”，他们走出家庭，“进入到只和年轻人有联系的学校的宿舍中去”，这样他们会形成团体，对社会产生影响。但是，他们的社会经验又不足，当面对现实社会和政治中的千变万化时，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准备显然不够。

孟禄提到，在驶离香港的太平洋邮轮上，一个男服务生告诉了他一些关于目前中国“国内骚乱”的情况：“英国人正在压榨香港，压榨九龙，压榨上海，压榨汉口，压榨天津。英国人总是压榨任何地方，压榨印度，压榨新加坡。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苦力工人并不知道这些，但是中国的学生知道，现在中国学生告诉了中国的苦力工人。”他说，现在中国的苦力都认为“英国人必须走”。孟禄觉得，大多数美国人会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于简单”，但是这个服务生的态度则表明了一种现实，即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发声群体”对人民的极大影响。对所有试图理解当今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对现实的理解”，是对当今中国人心理的理解。那些对中国人专横的外国人很常见，甚至杀死无辜的中国人“也并非罕见”，但在此之前，中国人并没有因为这些被残酷对待的事件“而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反抗”，外国势力和军队依旧在中国横行，甚至有时“对中国人实行武力”。显然，那是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没有被启蒙。

而学生在这个启蒙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学生的反西方倾向，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歧视有关，学生要求国际社会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目前中国人的态度“完全不同于过去那样”，不是政府简单的响应就能满足的。在中国人的思想里，看待一个国家是否友好，取决于“那个国家的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中国人“必须被平等对待，必须给予尊重”，所以要“废除治外法权”，然而这些特权依然被西方国家所享有。治外法权造成本国人民“在外国人眼中低人一等”，现在人们逐渐知道这些特权“只是外国单边享有”，这些条约的缔结是在“胁迫之下”。不过，中国领袖人物认识到，根据目前的政治情况，还没有到“立刻废除那些特权”的时机。

孟禄对学生的组织工作有更积极的评价。他看到每个学校都有学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对学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每一个这样的团体中，“当然会存在一些激进分子”，但大部分人还是“保持清醒的判断”，讨论政治是家常便饭，在公开行动之前都会有长时间的讨论。“中国学生对政治讨论的热情是众人皆知的”，有人说学生行动是欠深思熟虑的结果，孟禄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亲眼看到，北京学生的行动“很好地反映出一种令人敬佩的自我控制”，对各种问题都是经过“严肃的斟酌之后”。北京有着中国最大的学生团体，有些激进分子试图造成“直接行动和公开的敌意”，但这些激进因素受到学生组织的控制。这个学生团体的行动对中国学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不仅联系了商人和官僚团体，同时也与外国人有沟通。学生团体通过不断地进行大众教育，影响着劳工或苦力阶层。现代工业还没有发展到让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不过也许广东是个例外。学生也给商业和商人阶层带来巨大的影响，商人在面对学生的要求时“也不得不屈服”。来自公众舆论的压力，“已经证明了学生这一强大的力量”，而这些舆论都是由学生“有技巧地规划和指导形成的”。

不过，在许多外国教育者看来，中国学生太热衷于政治活动，而没有在学校里学到很多东西。当前学生的缺点“在于学术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学生为祖国提供“政治服务”，但是“除了政治的训练”，学生在学校“几乎没有得到教育”。当前最有害的是学生忽略了学习，在学校受到的“现代科学的训练少得可怜”，而这本应该是学业的要求，也是祖国十分需要的。因此，“只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全能的。中国只有在各级政府机构的“有效治理之下，才有可能强大起来”。孟禄认为，学生们也只有“对改革抱有热情，才可能获得成功”。这些改革是学生团体领导起来“对抗外国势力”，对抗那些“卖国、腐败和无效的官僚”。中国人提出的要求是正义的，中国人“应该承担其国民相应的责任”；同样，政府的腐败和效率低下也“应该承担责任”。只有当那些“邪恶的外国势力，以及由此伴随的影响被驱除，这些问题才会被解决”，这才是“对学生领导力，学生爱国主义，和全体人民的爱国主义的真正测试”。

结语

总体来说，美国媒体观察到，在1920年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剧变中，青年学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学生运动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进步，那就是中国人民的觉醒。这种觉醒体现在，学生群体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抵制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权利。1925年的五卅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在爱国主义推动下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时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主流，对西方不再是崇拜和赞赏，而更多的是谴责和批判。

哪怕是那些在教会学校受到教育的学生，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基督教和教会学校，他们成为当时反宗教和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教会学校是辛亥革命以后学生走向激进、寻求自由的重要启蒙资源。过去研究者多认为，教会学校是为了输入西方宗教和文化而建立的，是帝国主义教育侵略的工具，是西方侵略者在中国的代理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证明，教会学校也培养了大量的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旧制度的掘墓人。多数教会学校里的学生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或者对这些运动持同情态度。例如，燕京大学实际上成为左翼活动的重要基地，其毕业生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后来活跃在文学、新闻、学术等社会各界，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教会学校虽然不鼓励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但学校中讲授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毕竟为学生参与政治打下了思想和知识基础。因此，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复杂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可能与其在华兴学的初衷并不完全一致。

本文所引用的美国媒体关于1920年代中国学生运动和民族主义的评论，是当时美国观察者对中国学生运动的综合考察。当然，美国媒体并不只是观察政治运动，也对学生运动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且考虑了学生的激进和反基督教色彩可能带来的后果。美国媒体并不是把当时的学生及学生运动视为铁板一块，而是认识到学生群体及其运动本身就是复杂的、分层次的、分阵营的，而且还存在许多弱点，包括频繁地参与政治运动，缺乏在校知识学习，今后可能很难担当大任；学生加入运动是凭着一腔热血，但是普遍缺乏实践，虽然他们引领了政治风潮，却没有丰富的经验来应对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学生还缺乏统一行动的思想武器，虽然在这个时期对于西方的各种政治学说包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他们也在进行艰难的选择。由美国媒体的观察可以发现，在本文所探讨的1920年代，青年学生在中国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力军。然而正是因为存在上述弱点，学生群体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和领导力量，日后也就逐步把历史的中心舞台让给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

作者简介：王笛，澳门大学讲座教授。

（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1期）